唐作藩，1927年生，湖南洞口人。音韵学家。195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留校任教。1954年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音韵学、汉语史、古代汉语、古音学等课程。曾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著有《汉语音韵学常识》《音韵学教程》《汉语语音史教程》《上古音手册》等。

  什么是音韵学？记得我读本科时，有外专业的同学以为“音韵学”这门课是教唱歌的，让人啼笑皆非。

  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及其发展演变的学问。音韵学在我国历史悠久，如果从三国曹魏李登著《声类》算起，至今已经近两千年，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这门学问发展到后来，了解的人越来越少，研究者就更少了，显得非常神秘，一度被称作“绝学”。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唐作藩先生一直致力于音韵学和汉语史的科研与教学，成就卓越，尤其为汉语音韵学的普及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作藩先生1927年出生在湖南省洞口县黄桥镇，小时候，父亲想让他将来去经商做买卖，但唐先生十分热爱读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文人命”。经过刻苦努力，1948年，唐先生考入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中大语言学系是由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主持创办的，有一批优秀学者任教，如岑麒祥、高华年、严学宭等先生。唐先生1953年毕业，留校担任岑麒祥先生的助教，主要研习语言学理论。不久后，为了集中培养语言专业人才，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合并至北大中文系的语言专业，1954年秋，唐先生便跟随王力、岑麒祥等先生北上燕园。

  进入北大中文系后，王力先生考虑到语言学教研室已经有了石安石和殷德厚两位先生担任助教，便安排唐作藩先生加入刚刚成立的汉语教研室，跟随他学习汉语史。唐先生从此与汉语史、音韵学结下了一生的缘分，而在他学术道路刚开始的时候，便将音韵学普及化的观念深植在治学理念中。

  20世纪50年代，我国语言学大发展，表现之一就是汉语本体研究为普及汉语知识、改进汉语教学、推动汉语规范化服务。据学者统计，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语法著作有200多种，其中一半以上是为普及语法知识而写的通俗读物。据唐先生回忆，1956年春的一天，王力先生从城里开会回来，对他说，吕叔湘先生建议王先生写一本音韵学的普及读物，但当时王先生工作繁忙，便安排尚在学习音韵学和汉语史的唐作藩先生来撰写，“边学习，边写作”，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汉语音韵学常识》。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既没有记音工具，也没有录音设备，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古代汉语的语音，但学者通过历代诗文的押韵情况、字书韵书的反切等资料，再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和现代汉语语音，发现了很多古今语音演变的规律，还大致构拟出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

  音韵学是中国传统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人通晓经义的重要工具，因为汉字的读音与语义关系密切。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就曾在给朋友的信札中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这里的“知音”就是知晓音韵的意思。

  音韵学不只是古代读书人才会涉及的专门之学，也与当代生活息息相关。近些年，人们对“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究竟该怎么念展开了很多讨论，有人认为应该读xiá，举出的证据是与它押韵的“家”“花”在普通话中都读a韵母，而且读xiá更符合“斜”字的古音。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做出恰当的评断，就必须具备音韵学知识。在杜牧写作这首诗的唐代，“斜”“家”“花”三字的主要元音是一样的，中古的《广韵》等韵书将之归入麻韵，现代学者一般把这个韵构拟为[a]，因此说“斜”读xiá是保留古音有一定道理。不过，“斜”和“家”“花”的韵母有别，一个重要差异是“斜”属于三等，而“家”“花”属于二等，简单来说，原本前者有[i]介音而后者没有（“家”读作jiā是后来增生了[i]介音）。至晚到了南宋，“斜”的韵母[ia]在介音的影响下发生主元音的高化，读成[ie]，这也是现代普通话读xié的来源。古今语音是发展变化的，按照今天的普通话读音规范，“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应该读成xié，不必改读为xiá。可见，即使对不从事语言学研究的普通读者来说，了解一些音韵学知识也是很有必要的。

  《汉语音韵学常识》1958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篇幅不大，只有六万字左右，却把汉语音韵学的主干知识做了言简意赅的介绍，包括音韵学的定义、价值、基本概念，以《诗经》押韵和汉字谐声系统为代表的上古汉语语音系统，以《切韵》系韵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今音学，以《韵镜》和《切韵指掌图》为代表著作的等韵学，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的来源。通过这本著作，人们能对音韵学研究的各个部门及主要内容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此书1959年、1999年、2005年先后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再版，也曾在香港出版，还有日语译本，可谓畅销海内外。

  唐先生的另一本普及性读物《普通话语音史话》更像是专题研究，聚焦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让人们对现代汉语共同语语音系统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部著作的内容曾先后连载于《文字改革》和《语文建设》，《文字改革》主编、著名语言学家王均先生在“编者按”中说：“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普通话的历史，掌握有关普通话的知识，从而促进当前推广普通话工作，连载此文。”可见这部著作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此书首先指出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在元明时代就已奠定了基础，并着重介绍了元代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认为已为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奠定了历史基础。然后以《中原音韵》音系为上限，追溯普通话声母、韵母、声调系统的来源，这是全书的重点，专业性比较强，不过唐先生在书中举了大量例字，对于古代的音类也都给出了国际音标的拟音，再加上叙述时语言平实、娓娓道来，普通读者阅读起来也不觉得吃力。

  除上述两部著作之外，唐先生还著有《学点音韵学》，主要内容是20世纪80年代初应邀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的部分讲稿，并收录了一些有关应用音韵学性质的内容。由于这是将音韵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有机组成部分介绍给听众，因此选取的角度也与人们阅读古书、注解古书直接相关。例如《古今语音的异同》一节重在通过具体例证告诉读者汉字的古今读音是不相同的，不可孤立静止地看待汉语语音，《“同”和“通”——文言文注释中两个术语的使用》一节对“同”和“通”这两个古书注释中常用的术语进行解释，对语文教材和辞书正确使用这些术语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为了引起人们的兴趣，唐先生还专门介绍了唐明皇改经和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两个和汉语语音有关的故事及背后蕴含的音韵学道理。

  这几部普及性著作各有特点。《汉语音韵学常识》和《普通话语音史话》系统性较强，结合现代语言学特别是语音学的概念，对汉语音韵学的主干知识或某一时段的语音演变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在结构框架与章节安排上都与音韵学的专业教科书比较接近；《学点音韵学》的主要目标不是全面介绍音韵学知识和理论，而是有选择地将与人们读书识字相关的重点内容进行分析，更有针对性，也更能激发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看，将这几本书一起阅读，读者基本上能对音韵学的概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也能明白音韵学在文史研究中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不再觉得音韵学神秘莫测、遥不可及。

  在北大中文系的课程安排中，“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上）”（主要讲授汉语语音史）通常是作为汉语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相互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唐先生多次讲授这两门课程，在讲义的基础上形成了《音韵学教程》和《汉语语音史教程》两部教材，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与面向普通大众的读物不同，作为教材的音韵学和语音史书籍既要让同学们易于理解，又要让大家能够准确地掌握课程所要求的知识点。

  唐作藩先生曾回忆说：“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每节后列为参考资料的内容比正文多得多，所以一般的学生都看不懂。包括罗常培先生的《导论》（指《中国音韵学导论》），虽然是普及性的，但介绍给同学还是看不懂。所以我就根据自己学习的体会，编了《音韵学教程》。”《音韵学教程》初版于1987年，此后四次修订，可谓精益求精。

  1955年秋，北大汉语教研室教师在颐和园合影。左起：潘兆明、梁东汉、周祖谟、唐作藩、魏建功、杨伯峻、姚殿芳、黄伯荣、林焘、王力、吉常宏。 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为本科生基础课的教材，《音韵学教程》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突出主干知识，避免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对于音韵学中一些不易理解和解决的问题，选择暂付阙如，比如“重纽”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

  我们知道，一个汉字的读音是由声母、韵母、声调决定的。古人根据发音部位的不同，把声母分为唇、舌、牙、齿、喉等几类，又把韵分为若干类，每个韵在韵书中有一个代表字，宋人编纂的《广韵》就有206韵。古人还发明了反切注音的方法，即用两个汉字注出另一个字的读音，比如“当孤切”，取“当”字的声母、“孤”字的韵母（包括声调），就可以得到“都”的读音。所谓重纽，指的是《广韵》的支、脂、祭、真、谆、仙、清、宵、盐等三等韵的唇、牙、喉音字的反切，在开合相同的情况下，其反切下字仍分成两类，像《广韵》脂韵滂母有两条反切：“丕，敷悲切”“纰，匹夷切”。反切下字“悲”“夷”都是脂韵开口三等字，但《广韵》将“丕”和“纰”列成两个小韵，表明它们读音不同，但究竟有何不同、这些韵的来源、演变等问题，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仍有不少继续探讨的空间。作为刚接触音韵学的本科生，要想透彻地理解这个现象恐怕存在一些困难，因此唐先生在《音韵学教程》中没有对此做专门的介绍，“暂不涉及，以后要专题讨论”。

  在《汉语语音史教程》中，唐先生将汉语发展的过程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现代五个时期，由于殷商时代的汉语材料有限，暂时无法对远古的语音系统做全面准确的描写，因此在讲述汉语语音史时便只从上古时期开始。在介绍汉语语音发展情况时，唐先生一般是先介绍每一时期音系的基本面貌，再描写它向另一时期发展的主要变化，有明确的历史观和系统观。例如第五章《从近古到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发展》就将明代徐孝所著《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1606年）作为汉民族共同语语音系统由近古到现代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梳理由元代《中原音韵》音系到现代汉语普通话音系的发展演变。在全书末尾，唐先生还设立《汉语语音系统发展的特点及其基本趋势》一节，对3000多年汉语语音发展史的共同特性做了总结，使读者认识到汉语语音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规律性，而揭示规律是语言研究的根本目标。

  蒋绍愚先生在给《汉语语音史教程》（第二版）写的序里说：“书本不厚，内容不杂，但是有分量，有深度。特别是作者不炫博，不逞奇，只是平平实实地把问题讲明白。”这个评价恰如其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唐先生在编写《汉语语音史教程》时并非只是基于前人的研究，述而不作，对于自己有研究有心得的观点，即使同师辈的看法有抵牾，他也以尊重语言事实为最高准则，将自己的观点写进教材，介绍给学生，对于上古声调的处理就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普通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声调，有些汉语方言的声调系统更加复杂，例如王力先生的家乡线个声调，由于大家平时都在听说，因此对于声调的高低升降感知得比较清楚。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音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这从《广韵》按四声分卷可以看得很清楚（平声分为上下两卷是因为平声字多，与后代的阴平、阳平无关）。那么上古汉语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上古有没有声调、有几个声调、上古声调和中古四声之间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明清以来学者就有较大分歧。王力先生接受清代学者段玉裁“去声备于魏晋”的观点，认为上古汉语的声调应先分舒促、再分长短，有平声、上声、长入、短入四类，长入后来发展为中古的去声。唐先生一直比较认同这个看法，不过，20世纪90年代，他“在给研究生讲授‘古音学’的教学实践中，重新审视《诗经》的用韵，感到王力先生的主张需要有所修正”。经统计，《诗经》中出现去声字的韵段共有282个，其中去声自押有95个韵段，约占总数的33.69%，这难以看作是巧合。经过慎重考虑，唐先生提出：“从上述《诗经》中去声独用、与平上声相押及入声通押的情况看，上古去声的独立性还是很强的，至少在王力先生的古韵体系里属于阴声韵部的去声字在《诗经》时代是已经存在的。”（参唐作藩《上古汉语有五声说》，《语言学论丛》第33辑，2006年）他由此认为上古汉语的声调应该有平、上、去、长入、短入五类，并在《汉语语音史教程》的《上古汉语的声调》一节中介绍了他的“五声说”。其他学者也从变调构词、韵文、联绵词、声训、民族语言的早期汉语借词等角度论证了这个观点。

  总的来看，这两部教材紧密贴合北大中文系“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上）”的课程设计，既符合教学的实际安排，又有学理依据。例如《音韵学教程》的内容分布呈现出橄榄核状，一半以上的篇幅用来讲解《广韵》音系，这不仅是因为《广韵》是上联古音、下推今音的重要桥梁，也是因为利用系联法分析《广韵》音系可以对研究其他著作的反切系统起到示范作用。又如，中国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汉语语音的演变无疑非常复杂，共同语和方言、书面语和口语相互交织，要想全面系统地将它们的发展脉络揭示出来绝非易事。《汉语语音史教程》的框架深受王力先生《汉语史稿》影响，先分上古、中古、近古描写汉语共同语的断代面貌，然后再分阶段梳理它们的演变特征，这有助于学生抓住汉语语音发展的主要现象和特点，以简驭繁。北大中文系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将两部教材结合起来使用，配合教师的讲授，按照每一章节后的练习实操实练，经过一年的时间，学生基本上可以掌握汉语音韵学和汉语语音史的主干知识，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20世纪以来，国内外出现了一批介绍汉语音韵学的教科书，对于音韵学的教学和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何九盈先生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增订本）中专门有一节《音韵学史与概论性著作》，对这一时期的音韵学教材做了扼要评述，提出“现代音韵学史上第一本概论性质的著作是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1918年）”“《音篇》之后的概论性质的著作，大体上可分为新旧两派。黄侃的《音略》（1920年）、《声韵通说》（1936年）、马宗霍的《音韵学通论》（1931年）、叶光秋的《声韵学大纲》（1936年）等是旧派的代表作。姜亮夫的《中国声韵学》（1933年）、王力的《中国音韵学》（1936年，后改名《汉语音韵学》）、罗常培的《中国音韵学导论》（1949年，后改名《汉语音韵学导论》）是新派的代表作。还有刘赜的《声韵学表解》（1932年）、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1935年）、林尹的《中国声韵学通论》（1936年，著者于1982年‘修订增注’，重新出版）都在学术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如今，这些音韵学教科书中有的仍被奉为经典，不断给读者以启迪，有的则渐渐湮没无闻，只在回顾学术史时才被偶然提及。那么一部好的教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罗常培先生给王力先生《汉语音韵学》写的序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我觉得编教科书和作研究论著性质稍微不同：后者无妨“小题大做”，前者却贵乎“深入浅出”。所以一部教科书尽管没有自己的创见，而能搜罗众说，抉择精当，条理清晰，容易了解的，便算是好著作。要是一味地掉书袋子或标榜主观的成见，读者反倒望而生畏不敢领教了。

  历史反复证明，如果一部教科书能够持论公允、详略得当、条理清晰、鱼渔并授，往往能够起到良好的培育人才的作用，拥有更长的生命力，唐作藩先生的《音韵学教程》和《汉语语音史教程》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音韵学为“绝学”的说法最早由谁提出已不可考。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已经故去的杨耐思先生有一篇短文，题目就叫《绝学》（载于根元、张朝炳、韩敬体编《语言漫线年），文中专门分析了音韵学为什么会成为“绝学”：

  一方面，由于语言的声音是经常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古音不同于今音，而且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音没有实际的记录，只能靠史料和现代语音的某些特点去进行构拟，要认识它是有许多困难的，完全认识它更是不易，但是这种困难，跟研究古代的其他社会现象的困难是同样的；另一方面，由于古代讲音韵学的人，往往把语音和自然界的声音，如鸟叫虫鸣，风声雷响，以及金石竹木等的振动混为一谈，讲得玄之又玄，晦涩难懂。又往往把音韵学同当时的哲学、逻辑学、文学、史学搅混在一起，附会阴阳五行，纠缠情气意性，等等。弄得名词术语烦琐、冗赘、杂乱无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可说是人为的困难。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给“绝学”立了两个义项：“失传的或极难掌握的学问”和“高明而独到的学问”。在说音韵学是绝学时，“绝学”的后一个义项不能忽视。要使音韵学这门极难掌握而又高明的“绝学”不至于断绝，让它在新的学术框架中得到科学的阐释，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教材和普及性读物的编写便至关重要。

  唐作藩先生曾说：“（在撰写完《汉语音韵学常识》后）我也立下一个志愿，就是想要通过教学与研究对向来被视为‘绝学’的音韵学，加以传播与普及，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学点音韵学·前言》）无论是面向高等院校学生的音韵学教材，还是供一般读者阅读的音韵学普及性读物，都是唐先生朝这一方向努力的成果。在这些著述中，唐先生都在坚持内容准确的前提下力求通俗易懂，让音韵学褪去神秘的面纱，被更多的人接受和掌握，真正做到了将金针度与人。

  从20世纪50年代随老师王力先生北上以来，唐作藩先生一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音韵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授课、开讲座、招收研究生、接受访问学者，培养了一大批音韵学研究的人才。退休后，唐先生还接受海内外其他高校邀请，做过短期访问和讲学，为音韵学的传播和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如今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向精细化发展，音韵学领域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汉语语音面貌及其演变规律的认识。然而，这些成果往往只呈现在专业期刊和著作中，供少数业内人士评鉴、讨论。如何让这些精深的学术成果普及化，“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其他学科服务、被社会大众了解，仍然是我们这些专业研究者必须思考的课题，也是让音韵学“绝学不绝”的必然要求。在这一点上，唐作藩先生等老一辈学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